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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物展示，讲好文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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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
内蒙古博物院藏银盘由银片锤揲、錾刻而成。敞口，圆唇，浅腹，折沿呈六曲花瓣形，平底，盘沿下有一道宽4毫米的沟槽。盘心为火焰状宝珠，首尾相对的一对摩羯环绕宝珠，鳍、尾、鳞甲錾刻精细，眼睛圆凸，上唇翘卷，利牙卷舌；外围散点平錾6组双联式团花；宽沿每一花瓣各錾一组浮雕的团花，分别为阔叶折枝扁团花和双联式团花相间。所有图案纹样均鎏金。 该盘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进奉的鹿纹银盘同出，其形制、尺寸基本相同，花卉纹式布局也相似，可以认为同是中唐时期的器物。 唐代金银器以金花银器最具特色。唐代文献中有“金花银盘”之说，即在银器上作鎏金纹饰，时称“金镀”、“金涂”、“镀金”、“金花”等。此件金花银盘质地素净，纹饰布局有致，鎏金的黄色与盘身的银色质地形成强烈对比，金属光泽交相辉映，独具艺术情趣。
2、元“小宋自造”钧窑香炉
内蒙古博物院藏通体施天青色釉，口沿至肩部附长方形竖耳，下承3兽形足，足尖刻出3条爪痕。龙形耳饰连接于颈腹之间。颈部堆贴3只麒麟，腹部饰浮雕铺首衔环纹，中间正面凸起一方形涩胎题记，其上刻“巳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15字楷书铭文，其中“巳”字按天干地支纪年应为“已”字，经文博专家考证，“已酉年”为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
3、唐鎏金猞猁纹银盘
内蒙古博物院藏猞猁纹金花银盘，盘底内凹，锤揲出一只浮雕状的猞猁，两角竖立，低头垂尾，张牙舞爪，作欲扑状，神态威武。口沿和兽纹皆鎏金。 猞猁是一种猛兽，奔跑迅速，凶猛异常。将猛兽作为中心图案，周围留白的装饰手法常见于西亚、中亚的金银器中。与该盘同出的还有波斯银壶、银币等，可以推断，此盘为波斯帝国时期的器物。
4、元“至元”款铜火铳
内蒙古博物院藏圆筒长管形。铳身从口至尾铸有5道箍，并刻有文字：“至元元年天字壹佰壹拾伍號”。药室为扁长椭圆形，后部有一圆形药捻孔，尾銎末端直径稍大于前部。 “至元元年”指其铸造年代。“至元”是元代皇帝的年号，元世祖忽必烈与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都曾使用过。前 “至元元年”是1264年，后“元至元年”是1335年。若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至顺三年”（1332年）铜火铳，是中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推断，其余所见铜火铳基本制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据相关史料记载，元代中后期，火铳开始装备军队，所以这件铜火铳的“至元元年”，应指1335年。 元代铜火铳的发明是元代火器发展的最高成就。它是以金属铸造的、以火药气体压力来发射弹丸的管形火器，常见弹丸有铁弹、铅弹和石弹等，是中国早期热兵器的主流。它完成了管形火器由竹火枪向金属火枪的过渡，将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领先世界水平。同时期欧洲国家的火炮也明显落后于元代的铜铳炮。
5、元汉白玉螭首
内蒙古博物院藏龙首形，双鹿角隆起，圆睛外凸，宽鼻，卷唇，露齿，须发满布，成绺或成卷排列，齐整有序。螭首后部有方槽。是上都建筑遗存的构件。 螭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勇猛好险，嘴大到可以吞江吐水，因此常用螭首散水、避火险。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螭首是封建礼制建筑等级的象征，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一般是皇家建筑上的专用构件，主要应用为殿阶台基端口转角处、宫殿门枕石外部、台基望柱下排水口、殿脊等处。 据考古发掘，元代都城遗址建筑中的螭首多采用圆雕瑞兽，更突出统治者的尊贵与权威。
6、元龙泉窑粉青釉划花缠枝牡丹纹凤尾尊
内蒙古博物院藏喇叭形口，长颈，下腹内收至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颈部满饰弦纹，腹部刻划缠枝牡丹花，凤尾饰仰莲纹。 龙泉窑位于今浙江龙泉县，因此得名。又因其宋时属处州，故亦称之为处州窑或处窑。它始于魏晋，兴于北宋，盛于南宋，而衰于明。 龙泉青瓷的装饰技法可以分为胎体装饰和釉色装饰两大类。胎体装饰是指在胎体表面通过刻花、划花，或者贴塑、露胎等技法来满足不同造型青瓷的装饰需要。釉色装饰是指运用釉料的不同、施釉手法的不同、烧制气氛的不同等，创造出不同层次的釉色，以获得不同的意蕴。 进入元代，海外贸易促使龙泉青瓷产量进一步扩大，蒙古文化的融入也为龙泉青瓷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一批颇具时代特色的精品。一些大件的青瓷作品开始出现。瓷器胎体增厚，釉层由厚变薄，出现了厚胎薄釉的龙泉青瓷产品。由于釉层的变薄，釉色也发生变化，豆青釉取代粉青釉成为了主体釉色。装饰技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除了原有的雕、刻、划、贴、印外，制瓷工匠还创造出了一种龙泉青瓷独有的露胎技法。 元代龙泉窑的纹饰题材，除沿用传统的云雷、莲瓣、万字、龙凤、如意、八吉祥、八卦等纹饰内容外，大量的植物和动物题材开始广泛流行。植物中以花草瓜果为主。动物中多为飞禽走兽，除虎、鸡、狗、马、羊、鹿、鸳鸯、水鸭等，鱼、龟也很常见。元代讲究“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寄托了当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意趣以及社会观念。
7、元印金团花图案夹衫
内蒙古博物院藏对襟直领，广袖，罗里衬。四经绞罗面料，凸版印金圆形冰裂图案花纹。衣领前襟镶有贴边，为挖花织物条，纱绣蔓草小花。夹衫采用印金手法，装饰块状金花，质地较密，与史料记载的元代“金搭子”接近。 与印金夹衫同时出土的印金衣物有衫、袍、带、被面等，其中，提花綾上有反书墨书字迹“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证明这批丝织品应当与此有关。集宁路为下路，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从三品，据元代《通制条格》、《事林广记》有关官民服色的记载，职官三品服金答子，命妇四品、五品服金答子。这件夹衫是符合当时规定的。
8、元钧窑镂空带座摩羯耳瓶
内蒙古博物院藏钧窑烧制，通体施天青色釉，盘口，长颈。颈部对称摩羯耳，腹部堆贴4个铺首衔环，瓶座镂空，瓶底由5个凸起的兽爪组成，爪尖镂空，整个器形呈五兽驮负宝瓶之状。 该瓶体量较大，高座，上下部瓶座相接，连为整体，并运用中国传统雕塑等工艺手段，将摩羯、兽面制成单独图案，堆贴于器表。利用流釉装饰雕花，使其棱角凸起的黄色与流动的蓝色浑然一体，从月白色变深至天蓝色。纹饰将动物造型与器皿组合，附会美好愿望和祝福。如摩羯作耳，寓意风调雨顺、年年有余；兽面作腹，取其镇宅辟邪、延年益寿之意。 钧窑瓷器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烧制出窑变铜红釉，并由此繁衍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等多种窑变色彩。
9、元孔雀绿地三彩镂空浮雕龙纹带盖兽纽熏炉
内蒙古博物院藏熏炉为熏香器具。 元代熏炉造型绝大多数为三足鼎式。炉盖上采用的狻猊形象，即为传说中龙生九子的第五子，形似狮子，好坐喜烟火。狻猊最早可能装饰于佛座上，随着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至南北朝时期已普遍使用，其造型也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意识。 元代熏炉既承袭古器精髓，又融合当朝审美，运用鱼耳、螭耳、兽足以及吉祥物这类仿生造型与主体结合，体现出蒙古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
10、唐褐釉划花盘口穿带瓶
内蒙古博物院藏该瓶盘口，腹两侧有突起的桥形钮，桥形钮之间有槽，用来固定穿带，圈足上有穿孔，腹部划有缠枝扇形花叶及联珠纹。通体施褐釉。 穿带瓶在9世纪前期已流行，最晚在9世纪，越窑、长沙窑、邢窑、耀州窑、巩县窑等窑场均有烧造。器型有扁体、长圆腹、双鱼形，形态多样。10世纪后，穿带瓶多发现于北方地区，且以辽境出土的陶瓷穿带瓶相对集中，其形制也渐趋统一为盘口长颈。10世纪末期之后此类穿带瓶基本消失。
11、唐黄绿釉鹦鹉形提梁陶壶
内蒙古博物院藏壶体为鹦鹉造型，体态肥壮，呈站立状，双爪抓圆形底座。 此壶为盛储器。壶体采用堆塑、刻画、压印等工艺，为唐代壶具精品。该器物的出土地和林格尔县在唐代曾是单于都护府，与各地交往频繁，因此具有鲜明的外来文化风格。 唐代器物采用鹦鹉造型与佛教有直接关系。其一，唐代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其二，鹦鹉聪明能言，与其他动物相比有“佛慧”；其三，印度佛经故事中鹦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过去身，唐代鹦鹉纹样的器物便具有了浓郁的佛教色彩。 黄绿釉鹦鹉提梁壶构思巧妙，形象逼真，造型活泼生动，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具有浓郁的异域色彩。它体现出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再现了经济发达、国力雄厚、文化繁荣的盛唐气象。
12、独贵龙运动签名
内蒙古博物院藏麻纸，圆形，墨笔蒙文签写。此件由3组圆圈组成。外圈为独贵龙公约：“当此危险之际为了保护各个地区的安全起见我们诚心诚意地聚会绝不违背公约特此保证。”中间圈是以乌力吉吉尔格勒(锡尼喇嘛)为首的140名蒙古族各阶层人士签名；内圈为誓词：“任何人不得伪造文件，散布谎言或者其他蛮横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人事，定当惩戒……” 独贵龙运动是伊克昭盟蒙古族反封建反军阀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特殊斗争形式。“独贵”蒙古语“圆环”之意，即参加“独贵龙”运动的蒙古族各界人士，秘密聚会时围坐成圆形，会上决定实施的事项或立约签名等，均以圆形成文。这种形式象征着平等团结，并不易暴露独贵龙运动的领导者。锡尼喇嘛，独贵龙运动主要领导人，贫苦牧民家庭出身。1912年，他先后在乌审旗组织12支“独贵龙”。其成员共同签名立约，相互监督。因纪律严明，多次成功抗击封建统治者的武装镇压，打击王公贵族的嚣张气焰，保护牧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此签名是“独贵龙”运动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显示了蒙古族人民同反动势力斗争的智慧和勇气。
13、北京蒙藏学校学生花名册
内蒙古博物院藏1923年秋，受“五四”运动影响，一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赴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北京蒙藏学校学生花名册”就记载着其中的多数学生。 花名册造册时间为1924年5月，其封面印有“蒙藏学校校长”字样，该名册共收录34名学生，其中政治经济专科学生有傅汝枚等4名，中学四班有吉雅泰、李裕智、佛鼎、多寿（多松年）、奎璧等16名，中学五班有春和（高布泽博）、云泽（乌兰夫）、康富成（贾力更）等14名学生。中共北方区党组织非常关注这批蒙古族学生，自1924年起，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深入学校，向他们传播民主与科学，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蒙藏学校作为培养少数民族青年的阵地。1924年至1925年，李裕智、多松年、佛鼎、乌兰夫、奎璧、吉雅泰、赵诚、高布泽博、勇夫、康根成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的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 1925年，受中共北方区党组织派遣，乌兰夫、奎璧、佛鼎、高布泽博等分别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深造。吉雅泰、李裕智、多松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绥远工委、中共包头工委、中共察哈尔工委负责人。
14、荣耀先烈士在黄埔军校使用的棕树皮木箱
内蒙古博物院藏木箱表面包裹棕树皮，内有藏文件的夹层。 荣耀先1895年生于土默特旗察素齐镇，蒙古族，字辉庭，蒙名谦登若宪。1918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荣耀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各种进步活动中。1919年，荣耀先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荣耀先回到土默特旗，动员吉雅泰、李裕智、乌兰夫、多松年、奎璧等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读书。 1924年5月，中共北方区党组织选派荣耀先到黄埔军校学习，被编入军校第一期第四队。10月，广州爆发商团叛乱，荣耀先等黄埔军校学员参加平叛。11月，荣耀先圆满完成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任务，被分配到“黄埔学生军第一教导团”某排担任排长。1925年2月，荣耀先随队东征陈炯明，在淡水首战告捷。6月，军阀在广州发动叛乱，荣耀先随东征部队回师广州，经过激战，广州又回到黄埔军人手中。7月，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荣耀先因东征和平定叛乱屡建战功，被提升为第一军第三师七团某连连长。 1925年8月，荣耀先受黄埔军校委派，返回北京，为军校秘密招收第四期学员。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文化考试，蒙藏学校的朱实夫、云继先、勇夫等蒙古族学生和其他院校的一些同学被录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开始北伐，杀向盘踞在两湖、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军阀部队。在战斗中，荣耀先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27年2月，他被提升为第六军突击团团长。1928年4月11日，荣耀先在徐州茅村战斗中光荣牺牲。荣耀先英勇善战的事迹在当时的《黄埔战报》和《民国日报》均有报道。
15、杨植霖回忆王若飞狱中斗争的《铁窗怒吼》手稿
内蒙古博物院藏杨植霖撰写的《铁窗怒吼》手稿，正式出版时改称《王若飞在狱中》，记载了王若飞在国民党绥远监狱中坚持斗争的事迹。 1931年9月，王若飞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派遣回国，担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指导西北地区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工作。11月21日，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先被关押在包头监狱，12月上旬，被押解到归绥，投入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王若飞把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团结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 身陷囹圄的王若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威武不屈。他痛斥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和人民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残暴，并设法与关押在绥远第一模范监狱的杨植霖、王建功、杨一帆、苏谦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取得联系，领导难友与敌人斗争。 王若飞十分重视提高难友们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他将手头上的一些哲学、历史进步书籍交于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让他们秘密传阅。他十分讲究斗争策略，提醒未暴露身份的同志要注意隐蔽，避免与他直接接触。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在狱中宣传革命，争取难友中的穷苦人觉悟并参加革命。 王若飞积极发动和领导难友，展开反对绥远第一模范监狱黑暗狱政的斗争，迫使当局答应改善待遇，提高伙食标准，不随意惩罚犯人。 1936年7月上旬，王若飞被押送到太原，关押在太原陆军监狱。1937年春，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多方营救下，王若飞被无条件释放，回到延安。 王若飞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零7个月，在狱中坚持写作，完成了约20万字的文章。这些文章给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以教育和鼓励。
16、多松年烈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使用的手表、皮箱
内蒙古博物院藏多松年，蒙古族，1905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麻花板村。1923年赴北京蒙藏学校读书，同年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与奎璧、乌兰夫共同创办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多松年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理论，从红色苏联看到了中国的曙光。这2件藏品是在学习期间使用的用具。 1926年秋多松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负责领导察哈尔一带的革命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多松年参加了这次大会。为尽快传达党的精神，多松年会后即返回工委所在地张家口，不幸被奉系军阀抓捕，多松年在严刑拷打下威武不屈，英勇牺牲，年仅22岁。 多松年牺牲后，他的同学、挚友朱实夫在埋葬了烈士后，来到多松年居住的地方——张家口小河沿，仔细地整理了多松年的遗物：从莫斯科带回的皮箱、怀表、西装，辗转回到归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麻花板又离城较近，风平浪静后，朱实夫来到多松年家中，将遗物交给其遗孀云兰兰女士。云兰兰精心保存着多松年的遗物，睹物思人，心中怀念丈夫，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终身未嫁。22年后，新中国成立，李森代表政府慰问云兰兰女士。上世纪50 年代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因与烈士之子赛希是土黙持学校的同学，了解多松年烈士情况后，到其家征集了多松年烈士的遗物，云兰兰女士也了却了一桩心愿。
17、辽灰陶菩萨头像
内蒙古博物院藏高浮雕作品。菩萨头戴高花冠，双目低垂，俯视大地，神态安详，颇具感染力。 头像出土于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的塔身部分。该塔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太平庄乡白塔村西，坐落于辽代丰州城遗址西北隅，原属丰州宣教寺，后寺毁塔存。现第一层塔身南面拱门嵌有匾额一方，篆书“万部华严经塔”，故有此称。因塔身洁白，当地百姓皆称之为“白塔”。 白塔建于辽代中晚期，为砖筑8角7层楼阁型，由塔基、塔身、塔檐、塔顶部分组成。雕塑艺术与建筑形体相结合，是白塔构造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尤以一、二层塔表的36尊佛教人物造像最为典型。此尊菩萨像的造型可与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绘泥塑中上体微裸、婉丽动人的胁侍相媲美，兼具唐代塑像丰满、沉郁的特点，是辽代的艺术杰作。
18、清巴尔虎蒙古部妇女头饰及胸饰
内蒙古博物院藏头饰由额箍和发夹组成。额箍前宽后窄，银质，通体錾吉祥纹饰，额饰鎏金云纹托珊瑚珠九粒，后帘处装饰3个龙纹银制铃铛。 发夹在额箍的两侧，以扇形向两边展开，形似盘羊角。两端分别饰法轮鱼纹坠饰。两侧扇形发夹分别饰有9个条形锁团用来固定头发，其上分别镶嵌珊瑚、绿松石等宝石。头饰造型独特，整套头饰上的装饰图案较多地保留了蒙元时期的特色。 胸饰由钉缀在紫缎短坎肩上的前胸饰、肩饰、背饰组成。前胸饰由錾吉祥纹饰的正方形和如意头银板组合而成。正方形银饰为佛龛，内装有佛像。其两侧有环，系橘黄色绳。如意头饰件下方有3串珊瑚珠流苏。肩饰为两块錾花嵌宝正方形饰件，分别用两枚錾花鎏金铜扣扣在坎肩上。背饰由大、中、小3块錾花嵌宝长方形饰件拼接而成。大饰件上有4枚錾花鎏金铜扣与坎肩后背相连。小饰件下方有五串珊瑚珠流苏。 巴尔虎是古老的蒙古部，因驻牧于贝加尔湖以东之巴尔古真河一带而得名。 现在，内蒙古的巴尔虎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巴尔虎三旗，在俄罗斯及蒙古国境内也有部分巴尔虎人聚居。 巴尔虎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其中盘羊角式头饰和胸饰最具特色。这类头饰与当时漠北喀尔喀车臣部和土谢图汗部妇女头饰极其相似，“角”状的装饰风格起源于中世纪的姑姑冠。对盘羊角的偏爱是因为羊是蒙古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
19、清银烧蓝簪钗式科尔沁蒙古部妇女头饰
内蒙古博物院藏为科尔沁部已婚妇女头饰，由两条额带、5支簪钗、1对银质发筒箍和1对耳环组成。额带由前向脑后固定。一条额带在黑布上以嵌珊瑚松石的正方形银饰件为中心，对称钉缀刻花纹方形松石、珊瑚珠、蝙蝠形松石。一条额带以嵌珊瑚刻花纹方形饰件为中心，对称钉缀串珊瑚珠、刻蝙蝠纹方形松石饰件、蝙蝠形松石饰件，寓意福在眼前。簪钗是一银烧蓝嵌珊瑚横扁簪，1对银烧蓝嵌珊瑚三角竖簪，1对翡翠珊瑚蜻蜓簪，1对银烧蓝荷花纹托簪，1对银柄嵌珊瑚龙首步摇。发箍为1对银质镶珊瑚发筒。 在佩戴头饰时，扁簪、竖簪、发箍用来固定头发，步摇及蜻蜓簪插在头发的两侧起装饰作用，两耳各饰3支耳钳（坠）。 科尔沁部落未出嫁的姑娘不允许分发，只梳单辫，不带头饰。只有已婚妇女才佩戴头饰，主要由额带“塔图尔”、簪钗“哈塔胡尔”、耳环“额木格穗赫”“保勒塔”（皮套）、发筒箍（筒子）等组成。 科尔沁是最早归附后金和最早与后金联姻的部落，深受满族文化影响，在蒙古各部落中科尔沁部头饰采用了簪钗式结构，其耳环也效仿了满族妇女一耳戴三钳的习俗。额带中镶嵌的蝙蝠形饰件、蜻蜓形簪、龙首步摇等均是汉族常用的吉祥纹样。
20、清镶珊瑚龙纹银手镯
内蒙古博物院藏手镯环面的三分之二为凹槽面，其上嵌珊瑚珠14颗，每颗珊瑚珠间饰一双面莲花托。手镯两端饰立体浮雕龙首，间饰一颗珊瑚珠，做工精细，美观大方。 手镯，亦称“钏”、“手环”，是一种戴在手腕部位的环形装饰物。手镯也是蒙古族传统的佩饰之一，女人一般佩戴1只或1对手镯，佩戴1对手镯时，两手各戴1只或1手戴1对。男士只戴1只手镯。蒙古族使用的手镯主要有骨、玉石、金属（金、银、铜）、玛瑙、琥珀等材质，其中银手镯最多。 蒙古民族的传统手镯在接受中原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材料的选择上，多用金、银、石等较硬质地材料，因为“结实”的饰物，更适合游牧生活。在外观设计上，多采用素面、雕刻、嵌宝等几种。在纹饰题材上，多选用花草树木和各种动物纹样，兼具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因素。